黄伟达：我们不能坐在车上，老是埋怨车走得太慢了，而是应该跳下车，背起纤绳，勇敢地向前。中国的大车我们拉！

1990年8月14日，一艘远洋客轮由日本大阪驶往上海，当船进入中国东海水域时，船舱里一位阳光帅气的小伙子跑了出来，站在船首的甲板上，望着洒满阳光波涛起伏的海面，心里激动地呼唤着：祖国，您的儿子回来了！

他叫黄伟达，是1989年以后日本关西地区中国公派留学生中第一个回国的博士生。

当他要回国的消息传出以后，许多人表示了不理解，也有一些人来劝他留下。黄伟达却非常坚定：我是国家派出来的，学成后按时回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许多有才华的人还没有我这样的机会，他们留在国内挑重担，我得赶紧回去与他们一起奋斗。十年改革开放难免有失误和缺点，但这不能成为我们不回去的理由。留学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们公派出来的人，尽管经济上比较拮据，并不宽裕，但这些钱都是国家给我们的老百姓的血汗钱啊，我们得了好处不能忘本，应该加倍地偿还才对，做人要有良心，拿了国家的钱出去了，不回来，对国家和人民都讲不过去。

有人说：“良心值多少钱？这是狭隘的报恩思想，小农意识的反应。”然而，黄伟达认为，一个党员若连良心都没有了，怎么还会有党性？在“分”取代了“恩”，“有钱便是娘”的拜金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怎能忘记“报恩”和“良心”这样的字眼！不管别人怎么谈，反正他——一个在日本留学期间入党的年轻学子，是这么认为的。

当他要回国的决定做出后，他的女朋友——一位一起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女学生，却产生了动摇，两个人心平气和地交换过看法，但还是想不到一块，没办法，只得分道扬镳，人各有志嘛！黄伟达不免有些遗憾和伤感，但他有心理承受能力，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年，在浙江闲林小学当副校长的妈妈患癌症，临终前希望了却自己的心愿——给他找了个对象。女孩子也是浙江人，长得聪明伶利，先在厦门大学读书，后来考上了上海某大学的研究生，但是却急着想出国，黄伟达劝她，不必这样着急，在国内学习也一样。她不听，加上“第三者”的插足，就把他这个对象给“夺”走了。毕竟是初恋，毕竟是妈妈的遗愿，那一回，他好心疼啊，好不容易走出感情的低谷。一个为了“出国”，一个为了“回国”，两个对象都吹掉了，这位充满阳刚之气的小伙子，经受了两次感情的考验，真不容易啊！（后来听说，前一位姑娘与她的丈夫去了美国，后一位姑娘后来嫁给了日本人）……

船驶进了黄浦江码头，复旦大学生物化学系的系主任孙崇荣教授与他原来的班主任陆寿珍老师亲自来接他。想不到他的行李还这么多——整整35箱！于是叫了一辆卡车。

“这么沉！什么东西？”个体户司机帮忙搬箱子装车，奇怪地问。

“喔，都是书！”黄伟达解释道。这35箱行李中，除了7箱衣服日用物品外，整整28箱都是书！

“怎么不带几件家电回来？”司机感到纳闷，这位在国际客运码头跑车的司机可有经验了：哪个出国回来的人不带上几件“小心轻放”的大件？

但是黄伟达却恰恰不是这样：他在日本留学9年时间中先后回国探亲五次，除了一次给身患绝症的母亲带回一台彩电之外，其它没带回来一样大件。他省吃俭用，把所有的钱都积攒起来了，回来时购买了价值300万日元的书籍、资料。这28箱书，光是轮船托运费就花去了人民币3000多元。

黄伟达说，我也不是不会享受，但钱总是有限的，买了这就不可能买那。对于我来说，既然要做学问，要搞事业，那么书与家电相比，书就是第一位的了。他也听说，国内的教育经费紧张，书价上涨，图书资料，特别是外文资料比较缺乏，这些书，正好能为系里的教学科研添一份力量。

到了学校，他把这些书放在自己的实验室里，供大家使用，好几架呢，活像一个小小图书馆，谁借都可以。

不仅是书，还有一台价值4万人民币的日本精工牌286型计算机，他也把它安装在实验室里，作为大家共用，要知道，这台性能先进的计算机，有一部分钱还是他利用暑假端盘子打工挣来的呢！

29岁的黄伟达对祖国母亲倾注了一片多么深厚的爱心啊！那一年，大兴安岭火灾，他取消了回国探亲的计划，主动把1000多元人民币的路费捐给了灾区。

回来了，论条件，自然比不上国外。在日本留学的最后一年半，因为帮助导师完成了一个科研项目，他住在日本高级公寓里，一个人住了3室1厅，煤卫条件胜过高级宾馆。所在的东方酵母生命科学研究所的设备也是世界第一流的，应有尽有。可是回来后，他却住青年教师的集体宿舍，一间小屋才十几平方米，三大书架一放就占去了很大地方。8月份正是炎热的夏天，宿舍里蚊子不少，还是班主任陆老师想得周到，连夜把家里的一顶蚊帐洗好后安上，有几个小洞用了橡皮膏贴上。吃饭就一日三餐吃食堂了。论工作条件，也是不太令人满意。实验室里连酸度计也没有，许多仪器需要自己去跑腿购置。对于这些艰苦的条件，黄伟达是有思想准备的。还在他回来之前，有人就劝他国内条件差，科学技术落后，回去派不了用场。他却认为，正因为落后，才更需要我们回去，才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如果什么都搞好了，还要我们回去干什么？

笔者有幸看到了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写给党组织的一封信，上面写到：

  昨晚，我一口气看完了《长征——一个前所未闻的故事》，发现自己的脉搏也加快了节奏。读了这本书，我欣慰地感到，自己的中国魂仍然健在。就目前的实情而言，学成回国后就想得到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和安稳的生活条件，几乎是不可能的。处于这样的局面，我们没资格去抱怨祖国的落后，也不能坐等，而应当像当年的红军战士那样去拼搏、去开拓和创造，这是我们的义务，如果中国没有一大批勇于拼搏的人，那么中国也就无法再谈什么前途了。作为一个党员，则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为实现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不就能触摸到那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了么！

条件差，想办法改善它！他自己动手修理束之一阁的仪器，既节省了经费，又争取了时间，一年中，竟也修理了二、三十件！

仪器缺乏，逐步添置！一年下来，竟也达到了日本一般实验室的八成。

图书缺少，他除了将自己带回来的资料大家共用之外，又掏钱买了一批，还自费订了一份国外杂志供大家阅读。

有教师出国去了，开课有困难，他顶上！一年中，他连开了两门课。

他几乎没有节假日，早上8点半进实验室，常常是晚上10点半管大楼的值班师傅要锁门时才最后一个出来！

他就是这样踏踏实实地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

而最使系里中老年教师高兴的是，他像磁铁一样吸引了周围的一批研究生、青年教师。他把他们组织起来，搞了一个学术沙龙，隔周举行一次活动，介绍生命科学的最新进展，让大家轮流作学术报告。在沙龙里，大家也讲理想，讲事业，针对个别研究生一门心思读外语想出国的情况，他劝他首先要把学术基础打好，这才是报国的根本。他说，现在系里挑大梁的是五、六十年代的中老年教师，未来的事业多么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班啊！

他的兴趣爱好也十分广泛，古典音乐、网球、羽毛球、武侠小说、书法篆刻，这也是他与研究生交往的话题，他还与研究生们一起过集体生日，这真是一个富有朝气的集体啊，青年们在他的影响下，比较安心了，学习的劲头也足了。而系里的领导和中老年教师们，看到这幅景象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了！”

1991年开始，他与系主任孙崇荣等老师一起，承担了一项国家“863”高科技项目——“种子储藏蛋白基因的研究及优质小麦的生物技术育种”，他个人还申请了“启明星”青年科技基金项目，他觉得，有多少科学堡垒等待着自己去攻克，有多少事情等着自己去做啊，祖国，处处有青年人大展宏图的战场！

1991年，他被任命为副系主任，并被光荣地评为“上海市优秀青年教师”。

当作者来到他的宿舍采访时，见到了他的新婚不久的妻子——一位真正志同道合的伴侣，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现在杭州某工厂当团委书记的小叶。她正在复习功课，准备报考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黄伟达不想为解决分居问题过多地麻烦组织，而想通过她自己的拼搏来争取团圆的机会！

当笔者问起他这一年多来的回国感受时，这位从小在浙江农村长大、经过艰苦生活磨练的青年博士沉思了片刻，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先辈们把中国的大车交到了我们手里，中国的大车我们来拉！

他向我谈完了这几年自己走过的路之后，十分动情地说：“回国后虽然很忙很累，工作条件与生活条件也比较艰苦，但心情却一直很愉快，因为这是在为自己的祖国而忙而累啊！”

——《中国的大车我们拉》
节选自复旦大学1991年张德明教授报告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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